Pranav Mistry

《经济思维：以理性融入社会》
作者：董志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1586-3
定价：29.00元
出版日期：2010.01

　　【编辑推荐】

　　本书没有深奥的数学公式，没有抽象的图表，却将经济学的原理和思维方式娓娓道来——乘客和售票员讨价还价基于的是“边际收益”考虑，学生课外兼职也要发挥“比较优势”，女孩爱漂亮还能提供“外部经济”……

　　其实，任何个人的选择都只如同一片叶子飘落在社会这个巨大的湖面之上，所激起的涟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经济学更重要的任务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现象，为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提供理性基础。经济分析就像一把冷冰冰的手术刀，无情地剖开社会这个组织，让现象的本质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面临令人困惑的选择时能够保持一份理性和清醒。

　　当我们轻松学会了经济思维，我们也就能更理性地理解和融入这个纷繁芜杂的社会。

　　【目录】
第1章　经济思维
　经济学的重要假设：人是理性的
　人们会对制度激励做出反应
　人们在决策中关注机会成本
　最优决策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有关
第2章　一个人的世界
　选择机会的重要
　理性人的行动目标：效用
　如何最大化效用
　一个人的“宏观”经济
第3章　多个人的世界
　交易与价格形成
　分工合作
　合作的困难
　掠夺、协调和制度
第4章　许多人的世界
　认识“市场”
　市场结构和价格歧视
　市场失灵
　产权、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
第5章　整个经济
　如何观察宏观经济
　了解货币与金融体系
　宏观经济的运行
　富裕和平等
第6章 经济学帝国主义
　婚姻与家庭
　丑陋无罪，美貌有价
　人际关系要讲经济学
　政治预测的经济学
　“常识”背后另有真相
第7章　结束语：理性地融入社会
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Princes St.

用舌头看世界

　　

撰文/曼迪·肯德里克（Mandy Kendrick）
翻译/陈之宇

    已故神经学家保罗·巴赫伊丽塔（Paul Bach-y-Rita）在20 世纪60 年代提出假说：“ 人类并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大脑来看见事物的。”现在，一种非植入式装置利用了这种理念，致力于帮助视觉受损的病人重“见”大千世界。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 病人舌头表面的神经把光信号传输到大脑里去。

    这种装置是美国威斯康星州米德尔顿Wicab 公司（早年由巴赫伊丽塔合伙创立）的一群神经学家发明的，2003 年进行了首次演示，最终将于今年年底推向市场。被命名为BrainPort 的这套设备，试图取代原来负责将视觉信号从视网膜传输到大脑主视觉皮质的200 万个视神经细胞的作用。一个微型数码摄像机被嵌置在太阳眼镜镜片中间的镜架上，负责收集可见光数据。用户戴上这副特制的眼镜后，可见光数据将绕过眼睛，传 递到一台手持式主机上，它能完成控制镜头缩放、调整光学设置等功能，还配备了一块中央处理器，负责将数字信号转换成电子脉冲。中央处理器处理后的信号，通 过被昵称为“棒棒糖”的装置传送到舌面。“ 棒棒糖”是一块9 平方厘米大小、矩阵式排列的电极组，将被直接贴合在舌面上。舌面似乎是感知电流的理想器官。（唾液也是一种良导体。） 此外， 舌头上的神经纤维排列紧密，比其他触觉器官的神经纤维更接近表面。比如说，手指皮肤表面的神经纤维就被一层由凋亡细胞构成的角质层（stratum corneum）所覆盖。

▲“棒棒糖”是一个矩形的电极阵列，根据摄像机获取的光信号强弱，用特定的模式来刺激舌面。

     “棒棒糖”上的每枚电极都对应于一组像素。白色像素产生出一个强电子脉冲，黑色像素则不产生任何脉冲信号。舌面下的神经纤维接收到不断传来的电子信号，给 使用者带来的感觉有点像是跳跳糖（Pop Rocks，一种放进嘴里会噼啪作响的碳酸糖果）或香槟酒泡泡。非赢利性视觉康复和研究组织——灯塔国际（Lighthouse International） 的研究主管威廉·塞佩尔（William Seiple）介绍说，通常使用这套装置15 分钟后，盲人就能学会如何理解它所获取的周围空间信息。如果摄像机在一条黑暗走廊的中间检测到一些发光物，电极阵位与像素的对应关系就会让电脉冲刺激出现 在舌面中部。“这就像是学习一项技能，与学习骑自行车没什么两样，”Wicab 公司的神经学家艾梅·阿诺尔杜森（Aimee Arnoldussen）说，“这个过程与婴儿学会怎么去‘看’的过程相似。一开始事情显得有点怪，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变得得心应手。”塞佩尔手头有4 位参与实验的病人，他们每周进行一次使用BrainPort的训练。他注意到，受试病人已经学会了如何快捷地找到门口和电梯按钮，怎样阅读字母和数字，还 能在餐桌上方便地拣选杯子和刀叉，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四处摸索了。“起初我没有预料到这个装置能做这么多事情，”塞佩尔说，“有位盲人第一次看见字母后激动 地哭了。”正常人眼获取的光信号会传输到大脑的视觉皮层，而舌头获得的触觉数据则是在体感皮层（somatosensory cortex）接受处理的，那么BrainPort 发出的电信号是被传输到了视觉皮层还是体感皮层呢？研究人员目前还无法确切回答这个问题。

▲味觉变视觉：在一种名为BrainPort的设备中，嵌在太阳眼镜上的一台微型摄像机将数据传到手持式主机，在那里把光信号转换为舌头能够感受到的电信号。

    为了开发一种标准来监测这种人工视力的提高程度，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眼科中心的验光医师埃米·诺（Amy Nau）将用视网膜和脑皮质层植入芯片之类的尖端仪器对BrainPort 做进一步测试。她说：“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抛出一份视力检测表就算交差了事。我们必须退一步，从更基础的层面上描述这些人正在获得的这种初步技能。”埃米之 所以对BrainPort 特别感兴趣，是因为这种装置不用植入人体，不会给使用者造成身体创伤。

    埃米指出：“很多后天致盲的人都极度渴望能够恢复视力。”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美国40 岁以上符合法定失明标准的盲人至少有100 万人（所谓法定失明标准，指的是矫正视力不高于0.1，或者视野小于20 度）。成人视力丧失造成的社会支出，仅在美国，每年就高达514 亿美元。虽然感官替代技术无法完全重建视力，但它们确实为盲人获取空间方位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帮助。Wicab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贝克曼（Robert Beckman）透露，该公司已经按计划在今年8 月底向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提交了BrainPort 的上市申请。他说，这种设备可能在2009 年底获准上市，每台售价约为1 万美元。

　　█文/董志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在许多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中，披露信息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

　　比如员工比老板更清楚自己是否付出努力，经理比股东更清楚企业的经营状况，投保人比保险公司更清楚自己的健康风险。但是，员工绝不会把不努力的信息告诉老板，经理也不会把亏损或过高的盈利告诉股东，投保人不会把自己潜在的健康危害告诉保险公司。

　　在现实中，掌握信息优势的一方不仅可以为自己的利益传递信号，也可以为自己的利益隐藏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信息弱势的一方可以设计出一些有趣的自我选择机制，来迫使信息优势方显示出他们的真实类别。

　　企业看中的员工为何不愿来

　　案例：

　　天乐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最初业务部只有一名经理和一名员工。经理是公司的股东之一，员工就是其侄子，他们的工资是固定的每月2800元。

　　过去几年，天乐规模扩展得很快，业务部急需大量的业务人员，可是招聘了几个月，都未能招聘到合适的人员。愿意来天乐工作的，经理觉得此人不怎么样；经理看中的人，又不愿意到天乐来。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正在于固定报酬体制。过去两个人的业务部，成员都是家族成员，所以给固定报酬还是业绩报酬，或者高一点低一点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现在从外部招募人才，仍然是固定报酬，而其他很多企业的业务部门都采取业绩报酬。那么愿意来天乐的人一定是在其他业绩报酬体制下得不到2800元的低能力者，而在业绩报酬体制下所得能够超过2800元的高能力者又不愿意来天乐工作。

　　意识到这个问题，天乐改革了业务人员的报酬体制，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激励报酬的一个主要功用是对付道德风险问题，但它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筛选出高能力的员工。或者说，激励报酬也有助于企业甄别出高能力的员工来。

　　一般来说，在一个企业中最有生产能力的工人或经理，往往也就是在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人，即他们有良好的外部工作机会。

　　现在我们考虑某一类生产工人，其产出可以计量。存在两类企业，A类企业实行固定工资，比如每天支付工人100元，B类企业实行完全的业绩工资，工人每生产1件产品支付5元报酬。那么，这些生产能力不同的工人在两个企业将如何分布？

　　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题。假如一个工人每天的产量在20件以下(我们将其定义为低能力)，那么他进入A类企业每天可得到100元，超过进入B类企业的所得(在B类企业其所得不足100元)；而一个工人每天的产量在20件以上(将其定义为高能力)，则他进入B类企业就可得到超过100元的日工资，这比进入A类企业只获得固定工资100元要高。结果是，低能力工人进入了A类固定工资企业，高能力工人进入了B类业绩工资企业。

　　所以，在有条件实施激励报酬的时候，企业实施激励报酬将更有助于保持一支高能力的员工队伍。如果本企业不实施激励报酬，那么其他实施激励报酬的企业所提供的报酬，就会成为本企业员工的机会成本，能力越强的员工其机会成本越高，最终他们就会离开企业。

　　用合同选择能判断区域潜力

　　案例：

　　IBM曾有过这样的事情，公司不知道哪些地区是很有销售努力潜力的地区，而那些地区的销售经理本人则是知道的。

　　显然，对于有销售努力潜力的地区，经理的努力程度会对销售业绩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报酬制定更应注重高激励；而销售努力潜力不大的地区，经理的努力已经很难再提升业绩，更适合制定一个固定的达标定额，采取低激励的报酬合同。

　　问题是，公司并不知道哪个地区适用哪种合同，考虑整齐划一的一刀切合同则会损伤部分地区的效率。于是公司制定了“高基薪+低提成”和“低基薪+高提成”的合同由经理选择。有销售努力潜力的地区，经理倾向选择“低基薪+高提成”合同；而销售努力潜力甚少的地区，则倾向选择“高基薪+低提成”的合同。

　　在企业中也确有一些合同菜单起到了自我选择作用，比如销售合同薪酬菜单。企业可以设计好几种对销售人员付酬的方式，由销售人员自己选择计酬方式，销售人员的选择往往也揭示了他们掌握的私有信息。

　　保险公司的保险服务也是利用合同菜单的典型例子，因为不同的保单是为不同风险等级的投保人设计的。保险公司通过提供不同的保险范围，使得投保人产生了自选择。低风险的顾客愿意付出低价格购买不完全保险(即自己还要承担一定比例的风险)，而高风险顾客则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完全保险。低风险个人缺少完全保险，是信息不对称的代价。因为如果信息是完全的，那么他们本来也可以低价格获得完全保险；但正因为信息不完全，所以保险公司为了甄别顾客群体以避免逆向选择问题，不会向他们提供低价格的完全保险。

　　在很多公司中，常常并不是为员工提供某种单一的福利，而是提供有种选择的福利菜单供员工自己选择，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人们对某种福利的需求程度是不一样的，从而不同的福利可能会吸引特定的人群，产生特定的筛选效果。对于企业来说，保持一个对福利和保险具有多元化偏好的员工队伍，可能比拥有单一化偏好的员工队伍更好。为了避免单一化的员工队伍，企业通常提供多种多样的福利菜单供员工选择，以使员工队伍偏好多元化，降低生产的风险。

　　非升即走才能选拨出优秀人才

　　案例：

　　在国际上，大学教授一般都是终身制。但是在获得终身教职之前，对于教授有一个严格的选拔过程，即“非升即走”。

　　在美国，一个刚毕业的博士，得到一份教职后，一般可以有6年时间冲刺终身职位。如果这6年拿不出像样的成果，晋升不到终身教职，那么就对不起，只能请你走人了！

　　反观中国的大学，教授虽无终身教职之名，但有终身教职之实。问题是，这种事实上的终身教职制度却没有类似“非升即走”这样的筛选机制来与之匹配。结果，一个庸碌的教员熬过一定的年限，也可以成为教授。

　　所以我们的教授与美国的教授就很不同。美国的教员争取终身教职是为了可以做更大、更具风险的学问，因为他是被筛选出来的喜欢做学问的那类人。中国的教授有相当多的人都等着媳妇熬成婆，混上教授就是为了不做学问。

　　美国大学的做法听起来有点残酷。一个工作6年的教员，因为拿不到终身教职，而被辞退，还得重新寻找工作。前几年北京大学人事改革，也想搞非升即走和终身教职，但是被大多数老师反对。这些老师反对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在学校贡献好几年的结果是被学校一脚踢开，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

　　但实际上，这种制度安排是有其合理性的。大学需要的是那些真正有能力做学问而且喜欢做学问的教授。但是，个人是不是有能力做学问，是不是喜欢做学问，这些特征是大学观察不到的，所以大学要设计一种机制把这些人选拔出来。

　　非升即走和终身教职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拔机制。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做学问，那么6年后他就难以晋升终身教职，而不得不面临被辞退的结果。既然如此，无能力做学问的人不如早早离开学术行业去干其他的行当。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做学问，那么他做学问的成本就会很高(而且通常他们在学术能力方面也会差一些)，要坚持6年时间做学问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结果，在非升即走的制度下，愿意参与终身教职竞争的人，大多是喜欢以学术为业并自认为具有学术能力的人。

　　价格歧视是扩大销售的良方

　　案例：

　　有一家电影院，有800个观众座位。现在面临两类消费者，学生和普通消费者。600名普通消费者愿意以20元的价格来看电影，200名学生消费者愿意以10元的价格来看电影。

　　如果不能区分普通顾客和学生顾客，就只能制定一个价格。如果制定价格为20元，那么影院的收入是600×20=12000元；如果制定价格10元，那么影院的收入是800×10=8000元。结果，影院制定价格为20元，但是这个价格导致学生顾客不再光顾，影院得到的只有12000元收入。

　　如果能区分学生顾客和普通顾客(学生证就是一种区分方式)，影院就可以宣布价格为20元，但凭学生证半价10元，其总收入将是600×20+200×10=14000元。通过价格歧视，影院提高了收入。

　　既然价格歧视通常可以带来商家收入的提高，商家就必然会动用价格歧视。学生票半价在很多领域都是存在的——所以，别认为商家们是关心学生的福利，其实他们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但是在更多的领域，商家很难通过像学生证之类的证件来区分消费者群体。比如，移动通信服务商通常面临两类潜在的顾客，一类是高需求顾客，每月通话在150分钟以上；一类是低需求顾客，每月通话在150分钟以下。为了尽可能压榨消费者，移动服务商通过设计自选择机制，从而达到价格歧视增进收益的目的：即高需求顾客选择“高固定费用+计时计费”是更好的，低需求顾客选择“无(或低)固定费用+计时计费”是更好的；而且这个好坏的临界点就是150分钟。为了实现这样的激励兼容，就有必要对高需求顾客采取更低廉的计时计费，对低需求顾客采取更昂贵的计时计费。

　　此外，我们经常看到书籍先全价销售，后再折扣销售的情况，这种通过时间上的推迟和延误来甄别出最急需的顾客，从而赚取更大利润的做法，并不局限于出版业，在很多行业都很常见。比如，美国联邦快递公司有优先服务(早10点前送到)和次日送达服务。邮政局为了从快递中赚钱，故意降低了一级服务的速度，以迫使时间压力紧迫的顾客选择快递服务。类似地，PAWWS金融网络公司对20分钟延误的证券组合指数服务每月仅收费8.95美元，而要享受实时服务则每月收费50美元。

　　厂商还可以在产品属性的许多方面进行区别，以筛选不同类型的顾客，谋取最大的利益。比如PhotoDisk的网上照片库有49.95美元的高分辨率图像和19.95美元的低分辨率图像，这是通过图片质量来甄别不同需求的顾客。甚至还有通过故意干扰来歧视顾客的，比如一家美国地方公共广播台说如果用户再捐赠1万美元，它就不再打断音乐节目；某些网站宣称注册为其正式会员，就可以避免网站页面的广告干扰。

　　最低消费让顾客得到更好服务

　　案例：

　　重庆夏天天气炎热，因此常有“棒棒(搬运工)”在冷气十足的商场门口或银行大厅乘凉。近年来重庆很多银行、商场都开始拒绝“棒棒”乘凉，所以常发生保安和“棒棒”的冲突。为此商场、银行时常要承受做法不人道的指责。一些商场似乎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们允许“棒棒”不带扁担进入商场游走，但不允许在商场大门前逗留乘凉。

　　我个人觉得商场拒绝“棒棒”乘凉并无不对之处，因为商场也要筛选他的顾客。“棒棒”不带从业工具扁担在商场内部游走，这时他的身份就是商场的顾客。

　　不只商场筛选顾客，去茶楼、酒吧、咖啡店，都存在最低消费额的要求。去餐馆吃饭，许多餐馆的包间服务也有最低消费额的要求；如果自带酒水，则店家还要求收取开瓶费。虽然有一些报道指责过诸如开瓶费或最低消费额是欺负顾客，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人，我认为最低消费并无不妥。而且，正因为存在这类最低消费，那些真正需要服务的人才得到了更好的服务，而茶楼、酒吧、咖啡店、餐馆等才得到了他们真正需要的顾客。

　　原因何在？原因在于，最低消费帮助店家筛选出真正需要服务的顾客。譬如你经营一家茶楼，提供了舒适的环境，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但是前来你这家茶楼的人，有些是为了消费而来，有些则是为了享受空调或暖气而来。设置一个最低消费额，实际上就把那些仅仅为了享受空调或暖气的人拒之门外。这样的拒绝显然比你通过观察顾客的长相和装束来拒绝要好得多。这类人越少，你的额外代价也就越少，同时也有更多资源为真正需要的人服务。因此，最低消费额度促进了经济效率。

　　一个机制之所以能够产生筛选功效，其原因正在于这个机制(或合同菜单)对不同类型的人提供了选择不同行动的激励，诱发了个人的自选择行为。■

《中国经济导报》2009-09-12

　　 我曾经写过两本博弈论的通俗读本，读者还算喜欢，所以常收到一些来信。其间很多人问及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运用博弈论帮助我们做出成功的决策？
　　 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深深知道，成功的博弈需要经验。
　　 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论述过知识与成功的关系：人类的知识可分为经验、技术和智慧，但个人的成功必须依赖经验；有经验的人可以比有技术而无经验的人更成功；不过，有经验之人只知事物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有技术之人则兼知其所以然，所以有技术的人更聪明。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技术”，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理论”。而从其论述我们甚至还可以推论：成功与聪明无关。掌握理论者确实更聪明，但他们不如有经验者更容易成功。譬如一个从不练球的物理学家，他比一个乒乓球选手更聪明，更懂得击球的力学原理，但是他却几乎注定在乒乓球项目上会输给长期训练有素的乒乓球选手；乒乓球选手要获得成功也并不需要大量学习力学原理，只需积累经验足矣。理论的功用在于，通晓力学原理的乒乓球选手可能更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从而更快地提炼经验并创造性地悟出新的打法，形成新的有效经验。
　　 所以，成功以及成功的博弈，需要经验支撑。然而经验却是需要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逐渐积累的。只有经历过的人生，才给我们以经验；未曾经历的人生，就没有经验。年长者比年少者在处理竞争与合作问题时往往更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倒不在于他们掌握了更多的博弈理论，而在于他们有着更丰富的经验，更加深刻地领会了策略的艺术。
　　 其实不用等20年了。因为已经有两位优秀的博弈理论家和策略艺术家为我们带来了现在这本书，我们可以分享他们在其漫长的人生中所领悟的博弈的艺术。
　　 年龄的增长让人思想更趋成熟，也可以让人更加明白人生成功的艺术，我想事实可能确实如此。当著名的《策略思维》一书出版时，奈尔伯夫与现在的我同龄，他的老师迪克西特刚刚47岁；我们看到的是一本（有些锋芒毕露的）强调人际竞争的更关注于博弈理论的通俗著作。光阴荏苒，当他们再度联手完成这本《妙趣横生博弈论》时，迪克西特已经六十有四，奈尔伯夫也五十出头；而我们也明显地感受到这本新书不再锋芒毕露，而是韬光养晦，充满了宽容、温情以及对他人的关心和理解，更多地强调了人际合作（虽然也有竞争），在关注博弈理论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了博弈的艺术。
　　 是的，博弈论本来就是科学的理论和行为的艺术。它不应该是沉闷的，而应该是生动的；它不应该只是乏味公式，而应该拥有丰富的情感；它不应该只局限于竞争，更应着眼于通过竞争展开合作。博弈论不应该被理解为阴谋诡计，不应该被理解为小聪明，不应该被理解为厚黑学，不应该被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权谋术。
　　 如果只想着把博弈论用于人际斗争，那只是博弈之术；只有理性地融入社会，才是博弈之道。“术”的博弈只是嵌入在“道”的博弈中的一个小博弈，关注于“术”而忘却于“道”，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可一时得利，却可能对个人的长期利益和更大的成功产生至为糟糕的影响。正如两位作者在本书中屡屡提到：人生中总是存在更大的博弈，因此个人的决策不应该只着眼于一个小博弈的胜负。能够看到多大、多远的博弈，取决于个人的胸襟和眼光。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所谓的小博弈与更大的博弈之分，正是博弈的“术”与“道”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