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杂志约稿，载2008年05期
□董志强
经济变迁是当代经济学研究中最为迷人的主题，因为其中的故事令人困惑。公元十四世纪，孟加拉还是一个丰产富足的国家，当时的欧洲正在黑死病的魔爪下苦苦挣扎。而今天，孟加拉已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欧洲却出现了持续的增长并成为全球的富庶繁荣之地。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经济变迁结果？
答案是制度！当代的经济学家大多这样认为。但这个答案并不完美，因为我们还会继续追问:不同社会是如何形成其制度性基础的？制度性基础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轨迹？
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不能回答上述问题，演化范式的经济学也难以完全回答上述问题。它虽然可以比较好地解释全球制度的多样性，也可以通过随机因素解释不同国家形成不同制度安排的结果，但纯粹演进主义者所主张的无意识演化观点恐怕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现实。
诺斯(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之一)则站在一个比较中间的立场，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他从演化主义的角度认为，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适应性效率。他又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把人类行为的意向性视作关键的分析变量。是的，人类社会的变迁并不适合直接套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考察。生物演化的一个特征是无意识性，自然选择的机制并非由生物关于最终结果的有关信念所决定;人类社会却不一样，人类社会的演化往往由参与者的感知所支配。经济变迁，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中的人们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所塑造的深思熟虑的过程。
上述的观点，来自诺斯的近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在这本书中，他抛弃了交易费用这个曾经倍受推崇却有点似是而非的概念，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都旨在对付非各态遍历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制度的运行需要支持性框架，人类也会建立起这种支持性框架。人类会通过学习来积累个人以及前人的经验。在社会互动中，学习的积累会体现为文化。语言、神话故事、信念和行为方式等，都是文化的构成要素。文化不仅决定了某一时期的社会绩效，而且通过其支持性框架约束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了长期的变迁过程。
文化塑造了人们的观念和制度的支撑框架，而制度架构反过来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支撑框架，并影响着文化的演化。结合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诺斯还揭示了意向性是怎样成为社会学习的结果及其随后是怎样影响经济的制度基础的;其分析框架不仅有助于解释过去的制度变迁，而且也有助于解释当今各经济体之间的不同经济绩效。
阅读此书给人的强烈感受是，制度经济分析也许正在重返凡勃伦的道路。凡勃伦认为制度不过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当代的制度分析学者，也正将制度还原为一种精神现象。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制度就是博弈均衡，但是大群体博弈中均衡常常是多重的，究竟哪一个均衡会成为制度？这取决于博弈参与人的信念，或者说人们的精神观念决定了制度均衡的选择。
无论是持有理性选择观念的肖特(Shotter)、格雷夫(Greif)，还是持有演进主义观点的萨金(Sugden)、青木昌彦(Aoki)，或者是持有基因和文化共同演进观点的鲍尔斯(Bowles)和本文所评论的诺斯，莫不倡导观念对于制度变迁的重要。而一旦明白观念对于制度变迁的重要，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改革的领导者就不断强调要解放思想、统一认识。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道格拉斯·诺斯 著 钟正生 邢华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