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人们常常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比之过去时代要文明许多。但是,就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死于血腥清洗、种族杀戮、暴政迫害等现代暴行的人们,其数量超过了过去历史上的总和。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很说人类社会究竟是更文明还是更野蛮了。那些认为现代比古代文明的人们,真的可能有点天真和自负。
在波普尔看来,现代暴行的基础来源于这样一些危险而错误的思想:柏拉图等级森严的完美国家,黑格尔把国家作为美德思想的实现这一观念,以及马克思的历史观。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都相信,人们能够通过认识“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规划社会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是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下称《历》)中予以批判的思想。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下称《开》)一书中,波普尔进一步解释和拓展了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在波普尔看来,不可能有历史规律。因为所谓的历史并不是人类全部的历史,而只是经过选择后的一堆材料。所谓历史规律,不过是一些人从历史中选择于自己有利的材料予以论证的观点。人们并不难把历史写成一部阶级斗争史,也不难写成一部民族战争史,或者是政治权力史。不可能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历史。从科学的角度讲,历史可以被解释,但却不能被验证,而每一代人(甚至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历史提出不同的解释。因此历史是没有意义的。历史的意义,是人们赋予的,而不是来自历史本身。
从柏拉图的“本质主义”到黑格尔的“整体论”,都可以归属到历史决定论。本质主义和整体论的危险在于:它们意味着“对知识的非份要求”。这样的一些哲学认为社会工程应该是整体进行的,需要一些社会精英人物来规划、治理。波普尔认为,由于人们并不能完全认识到有意行为的全部后果(有意识的人类行动常常产生无意识的社会反应和结果),因此人们会犯错误,伟人可能犯一些伟大的错误,因而那些试图规划社会发展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是不可行的。于是他提出,应当以零星社会工程(也译作渐进社会工程)代替乌托邦社会工程。
在乌托邦社会工程中,那些规划社会发展的人将成为人类的精神领袖,从而必然是导致极权,人们丧失思想的独立性和批判的权利,形成“封闭社会”。乌托邦社会工程一旦发生失误,要改正就相当困难。而零星的社会工程,则以理性批判的可能性为前提,也以言论自由和多元化为前提,在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里,即使发生失误,也更容易改正。这样的社会,就是波普尔所讲的“开放社会”。
读波普尔的《开》,不能不想到他的同乡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整个20世纪反对暴行之思想基础的作品中,只有哈耶克的这本著作与波普尔的著作堪称匹敌,他们出发的角度不同,但思想完全一样。在哈耶克看来,坏事不一定是坏人干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干的,特别是,那些极权主义暴行的原则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学者们奠定基础的;“自由”常常在“自由”的名义下被取消,“理性”则是在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被摧毁的。哈耶克在1974年的一场演讲中有一段话,正好可以作波普尔“零星社会工程”的注释,他说:人类应该学会谦虚这一课,认识到其知识的局限性,才不致让残暴成为文明的破坏者;文明不是由人设计出来的,它是在千千万万的人们自由努力中形成和发展的。
虽然是一份反对极权主义的宣言,但《开》并没有针对极权主义的公开追随者,而是面向那些被误导的理想主义者。而且《开》也没有试图要写一部关于历史决定论的通史,因此它的笔墨集中在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人(其中对马克思的批判中也表示了对马克思的尊敬和客气,对柏拉图和黑格尔则言辞尖锐)。尽管如此,该书涉及到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甚至经济学问题的探讨,使其成为一部异常宏大的著作。其诸多内容,难以在一篇短文中详细介绍。但笔者深信,即使带着闲散的心情去阅读《开》,也定会从字里行间得到许多的启示,使那些长期沉淀在头脑里的混乱思想被洗涤、分拣、扬弃。
当然,《开》也并非完美无缺。在这本著作中,波普尔在经济学领域并没有表现出其见识。他认为政府应当对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低估了自由市场的功能。在这一点上,他受到许多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不过,瑕不掩瑜,这并没有影响《开》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经典著作。
卡尔•波普尔在中国最早产生影响,主要缘于他的科学哲学。作为一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两栖学者和思想家,他的《研究的逻辑》、《客观知识》、《猜想与反驳》、《开放的宇宙》等早已译成中文,但他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大陆译本。80年代,《历》有了中译本,但直到1999年,才有了《开》的简体中文本。而波普尔,由于《历》和《开》,曾被英国女皇授予爵士爵位。
(200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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